2002年重庆有5辆长途客车翻下悬崖、上百人死伤，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黄奇帆提出的办法是在悬崖路段安装高速公路式的防撞护栏。这个方案能落地，原因是它把每公里14万元的造价拆给了四个愿意付钱的主体。
一、2002年那5辆翻下悬崖的客车，暴露的是路的问题
那一年的处理方式是循环的：每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市里开一次会，通报批评、安全检查、治理超限超载，处分一批干部；这边还没喘口气，那边又出一起，接着又是开会、大检查、查处干部。
2002年8月，为完成市委主要领导交办的“8小时重庆”收尾工作，他到区县调研。半夜里车子行驶在通往巫溪县的路上，两边全是几十米甚至几百米深的悬崖峭壁。
他在车上想到的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重庆辖区87%是山区，几千公里道路修在悬崖峭壁上，每天几十万辆车在这样的路上行驶。如果没有很好的防护设施，稍有不慎就是翻车。
这个判断的关键在归因。如果事故的主因是路而不是人，那么通报批评、安全检查、处分干部这套做法就打不到根上。这不是主观责任的问题，所以只能从基础设施的硬件上下功夫。
二、护栏方案成立的原因，是每公里2万元的缺口被算到了保险公司头上
装护栏要用钱，钱从哪里来是整件事的枢纽。测算下来，修建一公里防撞护栏的成本约为14万元，如果高差超过6米的悬崖陡坡路段全部装上，全市大约要修5000公里，预计需要投入七八亿元。
前三笔筹得很顺：市政府补贴每公里4万元，负责修路的重庆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承担4万元，区县政府负担4万元。区县政府很有积极性，因为重大交通事故处理遵循属地原则，一旦出事，区长和县长要受处分。
剩下每公里2万元没有着落。他的解法是让保险公司出，依据是一笔账：长途客运车辆和乘客都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一起重大事故保险公司往往要赔几百万元到几千万元，遇上重大恶性事故甚至要赔上亿元。
保险公司出少量的钱参与修护栏，是花钱买平安，从成本收益看也划算。而且政府没有强迫企业出钱，是组织重庆公路客运保险业务招标时，把承担每公里2万元护栏费作为前置条件，企业愿意承担再参与竞标。
这个解法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把一次性的大额支出换成了每一方都算得过来的小额成本。四方各出一段，谁都不觉得自己在做慈善，方案就活了。
三、把七八亿元拆开，黄奇帆用了四笔钱
▪ 把危险路段的门槛定为高差超过6米的悬崖陡坡，目的是让有限的资金先落在最致命的点位上。
▪ 由市政府、高投司、区县政府各出每公里4万元，目的是让出钱的人和担责的人在同一张名单上。
▪ 把每公里2万元的护栏费写进客运保险招标的前置条件，目的是让保险公司按市场规则出钱而不是按号召出钱。
▪ 把整个工程作为“生命工程”按两年期限推进，目的是给跨部门协作一个不可退的时间点。
这四笔钱的共同点是：每一方付出的成本，都和它自己要承担的后果对得上。区县政府怕处分，保险公司怕赔大钱，市里怕持续出事故，高投司是修路的责任主体。方案没有要求任何一方做无偿的付出。
四、龙王淌那辆车和1万公里护栏
方案设计合理，推进也比较顺。两年内，5000多公里危险路段的防撞护栏安装完毕。后来这项措施转变为重庆的公路安全标准，新建的高等级公路甚至通乡通村公路的危险路段，也相继普及了防撞护栏，安装总长度超过1万公里。
有一处巧合被反复提起。巫山与奉节交界处有个叫龙王淌的路段，海拔1200多米。安装防撞护栏前一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九，一辆从深圳开回来的车在这段公路上翻下悬崖，发生了伤亡事故。
安装“生命工程”之后，同一个位置又出过一次事故，但防撞护栏把客车挡在了悬崖边上，救了一车人的性命。
撞上护栏的车辆所属公司和司机要赔偿护栏维修损失。实践中这笔钱没有出现过赖账，他们都乐意支付，因为护栏救了他们的命。这个细节比任何宣传语都更能说明护栏在司机心里是什么东西。
后来针对在山区二级公路大规模安装防撞护栏的做法，交通部专门组织在重庆召开现场会，进行全国推广，这成了国内内陆崇山峻岭地区改善交通系统安全的一条经验。当年随行的重庆市交通委员会，2018年更名为重庆市交通局。
五、一笔安全投入的账，要算到承担后果的那几方身上
第一个判断：这起事故的主因是人还是物。如果同一路段反复出事、不同司机都在这里出事，主因在物，靠教育和处分解决不了，加设施才有效。
第二个判断：这笔投入能不能拆成几方共担。能拆开，方案就活了；只能由一方全出，方案通常停在纸面上，因为没人愿意为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后果买单。
第三个判断：谁在承受事故的最终损失。伤亡的是乘客，赔偿的是保险公司，处分的是属地干部。把这三方都拉进出钱名单，钱就凑得出来，而且他们出得心甘情愿。
车头撞上护栏，波形梁被压出一道弧，整车被弹回路面，悬崖那一侧只剩一段凹进去的钢板，乘客从碎掉的车窗里爬出来，站在路肩上回头看那道弯。
